活在歧綜
令人感動的707票
各同工:您知道誰是符榮師嗎?不知道!
因為我不是社工界的大佬、明星,您收到的一大堆選舉廣告中更沒有我的份兒。我只是一個基層社工,不群不黨,沒有工會及政黨的強大支援,這一切更令707票感動人心!我要感謝的同路人(您)實在太多了,特別是莫慶聯老師,莫Sir在明知我會輸的情況下,都肯出名支持我參選,試問香港還有多少位這樣傻的老師?
這是一次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選舉,沒有看重輸贏這個問題,因為在報名前已知道結果。年輕人,贏得起,更輸得起!
我只想在這年頭說出自己相信的說話:
反對一筆過撥款!支持2012雙普選!
「行公義,好憐憫」與弱勢社群同行!環保!
特區需要 political legitimacy!
我們 基層社工
共勉之!
符榮師 敬上
2006年12月11日
人權日,投票日

今天,是國際人權日,更是選委會投票日,歷史有時實在諷刺。《人權公約》規定「普及而平等」的選舉是基本人權,但在香港的特首選舉中,只有800人有份投票;而今天要產生這800人中的427人,則只有全港人口的3.3%,即22萬人可投票參與。
節錄:李怡,2006-12-09, 蘋果日報, A20, 論壇
我們不群不黨,純粹社工觀點
我們不在泛民推薦137人名單,可能我們比他們更民主!
我們不群不黨,純粹社工觀點!
基層社工:
劉嘉美 (4 號) 、符榮師 (7 號)、歐陽達初(24 號 ) 、李庭豐(28 號) 、周峻任(98 號)
*得罪大佬, 後果自負
選情告急
電郵廣告效果比預期差,但我不後悔不寄廣告。 (扮晒有性格)
我們還年輕,贏得起,更輸得起!
我們還年輕,贏得起,更輸得起!
莫Sir
兄弟
社工眼光應該更闊、更高
我們應該從社工的社會責任感出發,去批評及監督政府在整體施政上的不足之處,及提出新的發展路向,而不是只從一個狹窄的「代表社福界利益」立場出發,去向特首爭取利益。
我為何要捐款?



對一名基督徒而言,捐款或奉獻是正常不過的事,因我們只不過是管家而己;對社工而言,就是把弱勢社群帶到一個更高的起跑線。
如果你是因我捐了選舉廣告成本$6000才投我一票,那你的一票太……!
投票是良心、價值觀的行為表現!
理論上,你會收到99份廣告,社福界99條友共寄出1153944份廣告,值嗎?
為環保、為扶貧做點實事吧!
把弱勢社群帶到一個更高的起跑線
又到交稅時候了,為什麼說有錢人要交多D稅呢?
這個問題要放發達國家/地區來看。發達國家/地區一般採用累進稅制度(progressive taxation):隨著你收入的增加,你交納的稅也會增加。累進稅制會是怎麼樣的呢?舉個最簡單化的例子。如我們把定年收入10萬元定為一級。年收入10萬元以下的人要繳納10%的所得稅;年收入超過10萬元的人,超過的那部分要交20%的稅。因此,一個收入正好10萬元的人,一年要交1萬元的稅;一個收入15萬元的人,要交10 x 10%+5 x 20% = 2萬元。所謂累進稅制,就是收入愈高,繳交的稅隨著級別的提高而增高。這和簡單的比例稅制(proportional taxation)就不一樣了:比例稅制會給所有收入的人訂立一個同樣的稅率。
累進稅制自然迫使有錢人交納更多的稅,在國家/地區的稅收收入中承擔更多的責任(比例上)。
為什麼要採取這種稅制呢?顯而易見這是一種社會再分配的手段。少部分人積聚了大量社會財富,造成了社會不平等。而且,這種不平等會被一代一代地繼承下去:如有錢人可以讓後代受更好的教育,那麼從整體上看,有錢人的後代可以比窮人的後代發展得更好(當然也不排除一些失敗的敗家仔了);他們還可以把遺產遺留給後代,財富不斷積聚。通過累進稅制,我們可以減少這種不平等。關鍵的是,提取的稅收可以用來支援社會福利,譬如辦公立學校、醫院和其他公共設施,更可以為失業者提供補助,諸如此類,等等等等。顯而易見,這回到了我們之前說的機會平等問題——我們盡可能幫助所有人在一樣的起跑線上出發,參與社會競爭。
另外,不平等亦被看做是一種不好的社會現象:經濟學上,可看成是一種社會惡物(social bad)。它能引起人們的不滿和怨恨。造成社會不穩定。為了減少這種不滿,我們對有錢人繳更多的稅,分配給窮人。
然而,經濟右派、自由市場主義者們(libertarian)反對這種收入再分配。在政治哲學上,代表人物是Robert Nozick (1938-2002),他試圖從倫理上說明為什麼繳稅是不正當的。
Robert Nozick和自由主義者一樣,從Kant(1724-1804)出發,說明人是平等的;每個人都應獲得同等的尊嚴,被同等地尊重(equal respect and equal concern);每個人都應被當作目的,而非手段(ends in themselves)。什麼意思呢?就是一個人的福利不能被犧牲掉,去滿足其他人的福利,或者一個其他的什麼更高的善。Robert Nozick說如果你對富人繳更高的稅,那麼是把他們當作為窮人提供資源的工具(instruments of resources);他們成了達成窮人福利的手段,如此,人就不再平等了。Robert Nozick更認為人們是應該擁有自己、主宰自己的:他們擁有自己的身體、身體創造出的力量、勞動、天賦以及勞動和天賦的產品::這是一種自我所有權(Self-ownership)。Robert Nozick認為,我應當擁有我勞動產品的所有權(property rights),因為它們是我的汗水所得,如果肯定了我的自我所有權,就必須要肯定我對我勞動產品的所有權:它是我應得的(entitled),國家對我納稅,是在剝奪我的這種合法權利:而如果你要尊重一個人,就必須尊重人的這種不可侵犯(inviolable)的權利。 Robert Nozick更指出,繳以再分配形式為目的的稅,等於是在剝奪納稅人的自我所有權。為什麼呢?假設我要交20%的所得稅,那麼我工作的時間中有20%是為別人而非為我自己工作的。Robert Nozick認為這是把人當作奴隸。但Robert Nozick忽略了這些繳稅人完全有自由選擇工作或不工作,仍然有自由意志;而奴隸為人工作是根本沒有選擇的:是一種強迫。
Robert Nozick是拒絕再分配的。
為什麼要主張再分配,主張累進稅呢?
現以John Rawls(1921-2002)的正義原則,談機會平等的問題。個人出生在一個有社會優勢的家庭、階層、民族;有天生的天賦(如智商)、這些都成為他將來積聚財富的資源。對於個人來,是基因博采(genetic lottery)的結果。對於生在一個社會上層家庭,還是一個在農村的窮困農民家庭,你沒有選擇的能力,只能靠運氣。自由主義關心的是個人的選擇(choice),要盡一切力量去幫助個人實現自己的選擇和追求。而生在一個窮困農民家庭,往往因為資源的貧瘠,使你無法追求自己的選擇。你的選擇因為你無法克服的社會因素和自然因素(social and natural circumstances)而受到限制,這是不合理的。在這樣的社會中,也沒有機會平等可言:因為生在不同家庭的人、有不同自然天賦的人,有不一樣的發展機會,在不同的起跑線上。
是否好想有個富爸爸呢!
如何幫助個人實現自己的追求?如何讓人們真正能夠克服社會和自然因素去做出選擇?就是要實現機會平等。實現機會平等的手段,就是社會再分配。
當代自由主義認為,如果我們要真正尊重一個人,就必須真正去尊重他的選擇。而選擇,往往要求資源;因此我們要為他提供最起碼的資源,去幫助他實現他的選擇、他心目中的善(conception of the good),這樣,他才是自由的。許多窮人,並無這種自由,而通過再分配,可以幫助實現這一點。從另一個角度說,John Rawls認為少數富人的自由喪失了,但通過再分配,我們使窮人獲得了更多的自由。
我認為通過累進稅制進行的收入再分配,能減少不平等,緩解社會不公、緩解社會矛盾,幫助盡可能實現機會平等,把窮人帶到一個更高的起跑線,給予他們更多的競爭機會,因而是合理的。目前,在發達國家/地區,累進稅制作為一種社會再分配手段亦已成為共識。
GST是累退稅制(regressive taxation), 你現在應明白我們為何反對GST了吧!
當然,好些國家/地區都有GST,我不才,只想到一個原因:政府一定找到新稅制的理由,更會找到不要新稅制的理由。
最新消息:政府突然叫停GST。
基層社工反新自由??
什麼是新自由主義?
新自由主義是一套意識型態,可說是是18、19世紀古典自由主義黃金時代的延續,亦是資本主義制度要維持其持續性的一種方式。在香港的社福界討論中,我們多用「新右派」來描述它,即代表70年代以降,「戴卓爾 – 列根」式的社會政策,主張「大市場、小政府」,透過減低公共開支(削減福利)、公共服務私營化等、減稅手段,以減少官僚系統對生產力的阻礙,更可讓市場解決一切資源分配的問題,令社會生產更多財富。除了在社會政策的範式轉移外,新自由主義者亦著力宣揚一種「個人/家庭責任論」的價值,即貧窮源於個人問題(懶惰、能力不足、家庭教育不足)等,故此政府應減少福利,即減少貧窮(綜援?)人士對政府的依懶,使他們得以自力更生,過多的政府干預會限制了人民的創意、自由。
80年代以後,新自由主義不但影響歐美地區,更以全球化的形式,透過世貿、世銀、國基會等跨國組織,影響著非洲、亞洲多個發展中國家,要求他們開放更多市場、解除更多勞動市場規管、削減社會給付,而社會政策亦嚴重地向本土權貴、跨國財團傾斜。這些都對當地的社群、生態造成極大的破壞。
「新自由主義」福利政策在香港?
香港一直被經濟學家,如剛去世的M. Friedman奉為「自由資本主義」實行的典範,這亦是香港經濟得以成功的原因(學者如Castells已反駁其觀點),似乎上述的情況在香港殖民年代已開始出現,那今天我們再提出「反新自由主義」有甚麼意義呢? 有論者曾提出香港殖民時代或其他威權國家的福利制度一直扮演著提升政權認受性的角色,故新自由主義在香港97前的影響並不太明顯。但在97金融風暴後,經濟泡沫爆破(樓市大跌)破壞了過往的畸形公共財政結構(過份依賴賣地收入),加上結構性失業帶來對福利系統壓力,政府需重新建構整個福利格局。過往政府及資產階級發揚了一種個人化的「香港精神/機會」論,市民皆內化了這種自力更生精神。因此,特區政府相當樂於挪用新自由主義的論述及政策哲學。
新自由主義政策在香港社福界(社會服務及社會保障)落實,最明顯不過的是「削減、收緊綜援」、「一筆過撥款」為福利開支封頂,以及用「新管理主義」作修辭,推行「服務表現監察」、「資源增值」等制度,將一切政治經濟學的議題化約成行政問題。自此以後,社福界的「服務市場導向」、「教育商品化」(社工副學士淪為一盤生意),致令社會福利服務出現變質(稍後會再討論)。
為何社工要反對「新自由主義」?
當我們將「削減福利開支」問題,置於全球新自由主義擴張的脈絡下,我們明白到這不單是政府開支問題,即使政府收入上升,亦不一定會增加福利資源。這是一場意識型態之爭,我們若不處理社會福利背後的權力結構,只是見樹而不見林。即使我們界內同工的薪酬得以上升,基層市民亦不會受惠,或許只是延續部份社會服務。相反,這只會令社福界同工與基層市民、弱勢群體更加分化,因為在僅有的福利資源下,我們將更靠近權力階層,社會服務變得更貼近統治者的心意、更淪為社會控制,如不同的青年、綜援就業服務。學者David Harvey指出,新自由主義的出現,就是資產階級要重奪在戰後福利共識(黃金時代)失去的力量、利益;當成功後,他們可能會籠絡不同的中產階級、「專業群體」,以更有效地維持其既得利益。因此,面對新自由主義的福利政策,社福界/社工正面對著一個利益兩難,我們既希望有更穩定的職位、更好的收入(人之常情?),但其實我們會否不知不覺被政府收編成為壓迫基層、弱勢群體的幫兇?今天的社會福利服務究竟是為誰服務? 我們相信大部份同工都是真心協助服務對象,但在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型態下,我們的服務會否變成「好心做壞事」? 至少我們有沒有勇氣,對著政府、財團、市民表達「不要大市場、小政府」、「要求更多資源再分配」?
我們提出要反對「新自由主義」,而不用「新右派」,就是要針對香港「自由經濟競爭」的價值(畢竟有些香港人不懂左、右之分),以及社工不談意識型態的「非政治化」表現。「不談意識型態」都是一種意識型態,如果我們只談實務而不處理真正影響服務對象的力量,只會鞏固現有的權力資源分配結構。所以,我們認為社會工作既要促進人民的福利(廣義),就應與我們的服務對象一起,認識真正的「壓迫」來源(而非責怪受害者),共同連結其他受壓迫群體,一起爭取政策、制度、關係的改變(結構社會工作?)。當然,今天我們還是瞎子摸象地談及回應策略,亦希望借是次機會拋磚引玉,令社福界及其他人士知道還有一些「黃毛丫頭」對基層、意識型態還有堅持,引起大家的關心。
基層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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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十日公開發售
宣言

各同工,
你想看見行政長官再次自動當選嗎?
作為一個社工,我反對一筆過撥款,它將社工與政府就社會福利之矛盾,變成機構內員工與管理層之矛盾。
作為一個前線社工,我沒有多餘、空洞的政綱與口號,我有的只是對社工基本價值觀及信念的堅持,因我不是政客,更不是政治家。
作為一個基督徒社工,「行公義,好憐憫」與弱勢社群同行更是我的堅持。
作為一個市民,我支持普選行政長官,這是市民的基本政治權利。
你我都可以輸,但社工在公義民主的道路上不能輸。
你可以不投我一票,但記得去投票!
我們要對特首說:「殖民地需要 performance legitimacy, 特區需要 political legitimacy. 」
共勉之!
符榮師 敬上
2006年12月1日
九龍灣的911?

有會員突然走入中心話發生火警,把我嚇了一跳。跑出一望,只見九龍灣濃煙沖天,有點911的感覺,再回辦公室拿出相機拍下這一刻。從新聞得知無人受傷,好彩!!